所谓地方高水平大学，就是那些非教育部所属，在所在的地方院校中属于“领头羊”的大学。他们一般生源质量好，录取分数高，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院士，有博士后、博士、硕士授权点，博士和硕士人数比重大，另外，硬件设施良好，建筑面积大，社会影响大。他们一般都是“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或是近年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即“一省一校”的高校。

　　近日，2014年全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峰会在郑州大学举行，峰会由全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联盟主办，北京工业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来自全国49所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校领导与代表参会，短短一天的信息沟通、经验交流中，可以管窥当下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困境与突破。

　　困境之一是学校的规模过于庞大。南昌大学现有在校生超过了8万人，郑州大学在校生近7万人，贵州大学在校生5万余人。规模带来的效应，个中好坏，这些大学是深有体会了，所以北京工业大学的报告以“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倒逼高校从‘以量谋大’转到‘以质图强’”为题，虽然这所大学在校生规模和占地远远不及上述大学，但也是真实敏锐道出地方高水平大学当下的拐点所在，出路所在。

　　困境之二是办学没有自主权。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惨”到仰人鼻息，但人、财、物这三件大事，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厅、人事厅来管理的，其中的利害，一目了然。一些校长反映，高校发展要引进高层次人才，随之匹配的是高薪酬，但这种支出不在地方的财政规划之内，往往一事一议，耗去高校很大的精力。其实除了这三件大事，高校还在许多大事上没有自主权。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提出的改革建议中罗列了两级政府应该下放的权力清单，中央政府的学位权、课程专业设置权，地方政府的编制权、人事权、资源分配权、薪酬权、学费定价权等等，都在这份权力清单中。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也呼吁教育部应该更加关注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他说，现在大学都在制订章程，但大学章程的落实却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显而易见，依目前地方高校在人财物上少得可怜的自主权，难以落实大学章程，而如此大学章程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自娱自乐。

　　困境之三是被等级管理左右。虽然地方高水平大学在自己那方土地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他们在很多时候仍有失衡感，尤其是在面对一贯的等级管理制度时。985、211、部属院校、地方院校在具体管理中是以等级呈现的，一所地方院校发展得再好，甚至某个学科专业已至一流，但也入不了部属的级别，相应的也没有部属的待遇，一个地方的非211工程学校也是如此，做得怎么好也入不了地方高水平那一级，更不用说部属央级了。王卓君建议要打破这种门槛制，将分级管理向分类管理过渡，如此，大学的特色办学才有可能彻底实现。

　　当然，在改革是大学不变议题的今天，地方高水平大学也实现了许多突破，其中许多让人欣喜。

　　上海市有条规定，政府的支持只向那些在全国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科倾斜。如此，甚少有此座次排名的上海大学处境堪忧，不过，最近，他们在上海决意重振电影业辉煌、将自己建成东方的好莱坞战略中赢得了机会。他们与加拿大温哥华电影学院合作办学，并与中国艺术研究单位合作共建，最终使上海市决定建设环上海大学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现在，上海大学正在专业与学科上整合涉及影视制作全过程的包括工科、文科、艺术等各个学科的专业与课程，并获得政府14亿元的校区建设改造支持。上海的目标是寄望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最终建成一个教育、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产业助推“五位一体”的开放型大学校园，从而使上海大学辐射整个闸北区，形成校区、园区、社区、厂区“四区联动”式的影视艺术等文化创意类产业的集聚区。

　　在苏州大学，期待上级放权的他们正在自觉地放权给下级，进一步扩大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他们以国家试点学院为特区，试点推行“教授治学”，强化教授在学院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学院的相关事务分别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处理，涉及教师管理、教学事务、学位授予、学院改革的方方面面。另外，学院不设行政级别，行政人员全面实行职员制，一般要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由学院自主招聘、考核、管理，学院在管理中强调职员的服务意识，并建立了职员评估体系，不合格者予以解聘。可以说，在对“去行政化”的强烈呼吁中，苏州大学在试点学院的小环境中基本实现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独立、相互支撑的治理格局。

　　总的来看，参加峰会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对高校深化综合改革有着高度的认同，敢于直面问题，立志解决问题。然而，我国各地发展的不均衡，使他们的诉求并不一样，在一些高校希望政府放权的同时，也有一些高校希望政府能更好地支持自己，而且，在一些高校取得的突破中，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这实在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局面，但它也提醒我们，综合改革不是盲目攀比与看齐，基于自身，从中求出内涵，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改革的要义。